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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91岁幸存者任文英得知今年12月13日是首个国家公祭日，便躺在床上，口述了一封公开信控诉日军暴行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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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“我就是南京大屠杀的活证人，我要为这段历史做证人做到死” |
“我母亲任文英今年91岁了，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。最近，由她口述，我写下一封公开信，希望通过现代快报让更多的人知道。”12月10日，家住南京栖霞区丁家庄的徐冬云致电快报称，在首个国家公祭日前夕，任文英老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让更多的人能了解77年前南京遭遇的浩劫，牢记历史，珍爱和平。
67岁的徐冬云告诉记者，91岁的老母亲瘫痪在床好几年了，她希望在有生之年，能将当年的所见所闻详细地公布于众。最近，她得知今年12月13日是首个国家公祭日，便躺在床上，口述了一封公开信，让儿子写下来。
昨天上午，现代快报记者来到了任文英家，家里陈设非常简单，屋内地面还是水泥地。见到记者到来，老人躺在床上，挣扎着要坐起来，激动地说：“我不能走动啊，要不然我要到外面去，把我当年看到的、经历的都说给大家听。”徐冬云告诉记者，老母亲虽然年龄大了，但耳聪目明，思路清晰。只是她患有膀胱癌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平时全靠他来照顾。2012年10月，任文英被认定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。
任文英告诉记者，她写公开信的目的，主要是想告诉世人她在日军侵华期间自己的所见所闻，让大家知道南京大屠杀是的的确确存在的事实，无数的事例证实了这铁一般的事实，这是不容歪曲和否认的。
当年她14岁，挨打后至今腿上还有疤
1937年，任文英14岁。公开信中说，“南京沦陷前，我家住在南京原白下区，家里有两进6间房子。日军破城前，我母亲杭桂芳给我剪成了男娃头，脸上涂抹上锅灰。母亲跟我说，‘千万不能被日本人看出来你是个女娃，弄得越丑越好。’”
“母亲裹着小脚，艰难地带着我四处逃难。我们始终出不了城，只好东躲西藏。后来日本兵攻进城，我们看到大街小巷上都是同胞们的尸体和血迹。那段时间，白天和黑夜都是火光冲天，夜晚看天都是红色的，逃难的人们惊恐万分。逃难中我遭到日军士兵的毒打，右大腿根部至今还留有10多厘米的伤疤，左手腕也被打得骨折了。当时为了逃命，只好简单包扎。后来长得不好，至今还能看出来是歪的。”
逃进难民营，目睹日军闯进来抓人
任文英告诉记者，在逃难过程中，母亲带着她逃到了新街口附近的难民营，后来得知这是美籍华人魏特琳办的国际安全区，当时大家都喊她华小姐。
公开信中说，“即便在这里(安全区)，我也多次看见或听说日本兵闯进难民营，抓青壮年男子和年轻女性。当时我们都吓坏了，只有祈祷上天保佑。”
任文英说，有一次，日本兵抓了两卡车年轻女性，要带走，华小姐上前阻拦，日本人打了华小姐两个耳光，最终他们还是带走了两车女人。在难民营，任文英遇到了她的大哥和二哥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日本人再来抓人，硬要抓二哥走，二哥不从。“他们把二哥往死里打，打得二哥脸上全是血，脑袋打了一个洞……”说到这，任文英悲愤不已，“二哥被打得没有了知觉，本以为他活不了。后来，在妈妈的照顾下，他又活过来了。”不过，因为头部受了伤，后来一直头疼，过了几年就去世了。
1938年1月，难民营被迫解散，一家人回到家。可是，6间房子全被日军烧光了，他们只好转移到小油坊巷一个无人居住的房子里。一路上任文英见证了日军屠戮下南京城的惨状，“在下关看到江面上，死人像一把草一样被冲上岸来，江面都盖住了，都是死人啊。”
“跟很多大屠杀期间惨死的同胞相比，我们家算是万幸了。”任文英说，后来她结婚了，丈夫告诉她，他的姐姐和堂嫂在南京大屠杀期间，在中保村遭到了日本兵的强奸，姐姐几年后抑郁而终。
“我要为这段历史做证人做到死”
任文英说，她亲身经历、耳闻目睹了日军的暴行，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，有时在梦里都能见到当时的场景。可是现在竟有一些人不承认这段历史，这让她十分气愤。“虽然我年龄大了，但我活着一天，我就是南京大屠杀的活证人，我要为这段历史做证人做到死。”徐冬云告诉记者，以前母亲住在原下关区姜家园附近，去年因拆迁搬到现在的住处。原来的社区——小桃园社区经常派人看望老人，搬到丁家庄后，现在的社区景和园社区也派人看望过她。虽然老人身体不好，日子过得比较清苦，但她经常告诉家里人，要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，不要忘记过去那段历史。
“母亲写下这封信，就是想让更多人记住历史，不能忘记过去。”徐冬云说。